海外癌症患者飞往中国接受CAR-T治疗

今年9月，《华尔街日报》将镜头对准一个过去并不常见的现象：一些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晚期癌症患者，开始飞往中国接受CAR-T细胞治疗。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患者习惯于前往欧美寻找前沿疗法，如今在部分血液肿瘤领域，这条跨境求医路线正在出现反向流动。背后的原因并不复杂：更低的治疗成本、更短的等待时间，以及中国快速成熟的CAR-T产业和临床体系。

当本土治疗走到尽头，他们选择来到上海

25岁的Michael Walters来自新西兰，患有非霍奇金淋巴瘤。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经历化疗、放疗和免疫治疗后，病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CAR-T成为为数不多的后续选择。但澳大利亚医院给出的治疗费用最高约60万美元，经过多方比较，他最终来到上海接受CAR-T，整体支出不到这一报价的一半。治疗后复查显示，其淋巴瘤达到完全缓解。澳大利亚多发性骨髓瘤患者Amanda Harvey也做出了类似选择。2018年确诊后，她先后接受多种药物治疗及自体干细胞移植，2025年再次复发，随后来到中国完成细胞采集、制备、回输和住院观察，回澳后骨髓检查未发现骨髓瘤细胞，相关异常蛋白水平持续下降。

这些案例背后，一个现实问题越来越突出：对于已经历多线治疗的晚期患者，真正影响治疗机会的，不只是有没有新疗法，还包括能否负担、能否及时排上，以及当地是否具备成熟的细胞治疗能力。也正因此，费用和治疗可及性正在成为海外患者重新选择治疗目的地的重要因素。

中国CAR-T吸引海外患者，不只是因为便宜

截至2026年9月，中国已有9款CAR-T产品获批上市，覆盖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等血液肿瘤。今年6月，科济药业舒瑞基奥仑赛注射液获批，用于CLDN18.2阳性、HER2阴性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成为全球首款获批用于实体瘤的CAR-T产品，也让CAR-T首次从血液肿瘤真正进入获批的实体瘤治疗。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报道，上海部分医疗机构CAR-T整体治疗费用约为15万—23万美元，明显低于美国部分机构数十万美元的费用水平。

但真正让海外患者愿意跨境来华的，并不只是价格。CAR-T并非简单输注一种药物，而是涉及细胞采集、基因改造、扩增、质量放行、回输以及后续不良反应管理的一整套流程。近年来，中国已经逐步形成从细胞制备、GMP生产到临床回输和毒副反应管理的完整体系，越来越多大型医院也积累了CAR-T治疗经验。真正发生变化的，是中国CAR-T从“有产品”走向了“有体系”。

从“出国找药”到“海外患者来华”

2026年，中国细胞治疗相关监管体系仍在继续完善。5月1日，《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对相关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建立了更清晰的制度边界；9月，国家医保局又启动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为部分创新医疗技术获批后的临床收费衔接提前建立通道。虽然这些政策并不直接等同于CAR-T药品降价，但其背后释放出的信号十分明确：前沿生物技术正在从研发突破，进一步向规范化临床应用和可持续支付体系延伸。

十多年前，人们讨论的是中国患者什么时候不用远赴欧美，也能接受最前沿的细胞治疗；如今，海外媒体开始关注为什么越来越多外国患者专程来到中国接受CAR-T。跨境求医方向的变化，本质上反映的是中国细胞治疗的研发能力、制造能力和临床可及性正在被国际患者重新认识。

CAR-T不是“万能抗癌药”

需要强调的是，CAR-T依然有严格的适应证，并不是所有癌症都适合。目前成熟应用主要集中在部分淋巴瘤、白血病和多发性骨髓瘤，虽然实体瘤已经出现首个获批产品，但总体适用人群仍然有限。同时，CAR-T治疗可能出现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等严重不良反应，患者能否接受治疗，还要结合肿瘤类型、既往治疗、身体状态和脏器功能综合评估。

因此，海外患者飞往中国接受CAR-T，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哪里更便宜就去哪里”。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正在从前沿细胞治疗的追随者和使用者，逐步成为全球患者可以实际选择的治疗目的地之一。